1972年，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为中日之间敏感且复杂的话题。就在这一背景下靠谱的前十大配资炒股公司，一位名叫盛毓真的女子突然出现，自称是盛宣怀的孙女，盛恩颐（盛老四）的女儿，并出示了一张所谓的“慈禧手谕”，宣称钓鱼岛归盛家所有。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告震惊了许多人，尤其是盛家的大孙子盛毓邮，他得知这一消息时，感到十分惊讶：“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？”
这位名叫盛毓真的女子，原本是从台湾来到大陆“寻根”的，她声称自己是盛家“毓”字辈的后代。她的背景也很复杂：自幼在美国长大，父亲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（即盛老四），而母亲则是一位美国女性。据她自己说，盛恩颐当年留学美国时，与一位美国女子相爱，之后她便诞生了。因为种种原因，她后来被过继给了徐淑希，改名为徐逸。
展开剩余79%然而，这些并非故事的核心。盛毓真带着一张慈禧手谕来到上海的目的，似乎并非单纯的“认祖归宗”，而是试图证明钓鱼岛是盛家的财产。她的出现让盛家在大陆的成员感到震惊，也让媒体和公众陷入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。
媒体记者纷纷对徐逸展开采访，她称自己手里有一份“慈禧太后”的手谕，这份手谕证明了她对钓鱼岛、黄尾屿和赤屿三个小岛的所有权。事情越发复杂，慈禧太后为何会将钓鱼岛赐给盛宣怀呢？
徐逸所展示的“慈禧手谕”称，因盛宣怀创办的“广仁堂”成功治好了慈禧太后的风湿病，慈禧因此赐予盛家钓鱼岛，并允许盛家在岛上采集“海芙蓉”作为治疗风湿的药材。盛宣怀的确在山东烟台经营过“广仁堂”，这是一家风靡一时的药店，得到了慈禧的极大支持。广仁堂也迅速发展壮大，成为盛宣怀在胶东地区创办的第一个慈善机构，每年接受慈禧拨款，拥有数百间房屋和广阔的土地。
虽然徐逸手中的“慈禧手谕”看起来有些可信，但其中的内容并不完全严谨。手谕上不仅附有慈禧的两枚印章，一枚是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，另一枚是“御赏”，这些细节让事情更显复杂。消息一经曝光，不仅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，连美国、台湾的中文报纸以及《参考消息》也纷纷对此进行报道。
徐逸还出示了一张钓鱼岛的地图，并提供了父亲盛老四写给她的信，信中大致内容是：慈禧太后赐给盛家三个小岛作为采药之所，而相关的诏书和地图都保存在家中，希望她去查看。然而，盛家在大陆的子孙完全不知情，盛毓邮甚至表示从未听说过盛家和钓鱼岛有什么联系。
然而，事件很快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对此也表示震惊。早在1950年，他就亲自将盛家档案资料从北京西路的盛公祠接到上海图书馆，并将其整理归档。对于钓鱼岛与盛家的关系，他从未发现任何相关资料。历史系教授夏东元也在整理盛家档案时，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钓鱼岛的记录。
于是，顾廷龙和夏东元开始对徐逸展示的“慈禧手谕”进行详细鉴定，发现了其中的两个明显漏洞。首先，手谕上标明的日期为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但盛宣怀直到1896年才被任命为“太常寺少卿”；其次，手谕中的职称错误，称他为“正卿”，而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过这个职位。
台湾学者也站出来指出，慈禧早已不再使用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和“御赏”这两枚印章，因此可以确定这份手谕是伪造的。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，徐逸依然坚持自己是盛家的后代，并声称盛家的人不愿让她认祖归宗。
盛家的“毓”字辈后代，盛毓邮和盛毓度也对此事件感到非常困惑。当记者在日本找到他们时，他们表示从未听过盛家与钓鱼岛的关系。盛毓邮特别指出，这封徐逸拿来的信明显是伪造的，因为信中的落款日期为1961年，而他的父亲早在1958年就去世了。
盛毓邮进一步表示，若盛家真有“慈禧手谕”，它应该传到家族的长子手中，而他作为“毓”字辈中的长子，是家族事务的负责人，因此徐逸不可能拥有这份手谕。
面对如此众多的证据和质疑，徐逸仍然坚持自己是盛家的后代。她进一步与盛毓邮的妻子任芷芳接触，表示如果钓鱼岛问题解决，盛家将获得巨大的财富。她试图利用这种诱惑让盛家人配合她的计划。但盛家兄弟坚决拒绝了她的要求。
盛毓邮回忆道，当时徐逸衣着破旧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完全不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。她甚至在百货公司里脱掉鞋子，赤脚站在大厅里，这些举动让人难以相信她的背景。
尽管盛家人强烈否认，徐逸依然没有放弃，继续通过媒体宣传自己与盛家的关系。然而，最终，随着她伪造的“慈禧手谕”和“盛老四手信”的谎言被揭穿，徐逸的故事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最终，她返回台湾并病逝，整个事件也随之平息。
盛毓邮得知消息后松了一口气，表示：“幸好她死了，要不然不知道她还会制造多少笑话。” 这场关于钓鱼岛的闹剧，终究未能给任何人带来期望中的财富，而徐逸也未能如她所愿地获得盛家的认同，证明了“天上不会掉馅饼”，而所谓的“好运”往往不过是虚无的幻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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